4月13日，年仅27岁的中国女留学生程逸翾倒在了凶手的刀下。

她遇害的地点是悉尼东郊一处繁忙的购物中心。这里不仅是游客集聚地，也是附近居民休闲娱乐的主要去处。距离最近的居民，只需要步行200米，穿过一条马路便可到达。

没有人能想到，在一个寻常的周六下午，一个身穿运动服、看上去平平无奇的中年男子，手持三十公分的刀具，冲向毫无防备的人群。

据中文媒体报道，当时正在购物的中国游客洪女士回忆，她最开始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忽然就听到一阵尖叫，然后看见有人在往外面跑……我从上往下看到三楼一位女性倒在血泊中，胸部受伤……还以为是有人坠楼”，她这样说道。

凶手乔尔·考奇在上楼时被白衣路人使用工具拦截

直到洪女士跟着人群躲进商店避难时，有人用中文告诉她，有人持刀杀人。

后来看报道，洪女士发现行凶者的行凶轨迹，与自己当天的购物路线居然高度重合。“如果我在某家店付款多耽误几分钟，那我就会和凶手迎面相撞”，对此，她仍心有余悸。

洪女士是幸运的，因为随着案件细节曝光，警察发现，来自昆士兰州的行凶者乔尔·考奇并非随机杀人，他似乎有意地避开男性，向女性下手。

此次袭击是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型暴力事件，共造成6死12伤，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女性，其中包括澳洲亿万富豪之女道恩·辛格尔顿。唯一一名被杀害的男性，是商场保安。

六位受害者

即便是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大力推进性别平等进程的国家，也面临着严峻的性别暴力问题。

近两年，频繁见诸报端的性别暴力事件，将女性在公共空间和亲密关系中的不安全感，摆在明面上，对此，澳洲人难免自问，一个社会需要做到哪一步才算足够？

女性是目标

根据目击者拍摄的现场视频，这次袭击案中，行凶者似乎不敢，或是不倾向于和男性发生正面冲突。

当行凶者试图乘坐扶梯抵达另一楼层行凶时，一名白人男性通过挥舞电梯护柱成功逼退了他；在行凶者冲向一家五口时，身材健硕的男主人选择硬碰硬，挡在了家人身前，这使行凶者放慢了步伐，并最终选择转身离去；即便有男性与行凶者迎头撞上，并慌乱摔倒，行凶者也未对对方下手。

最终，正在附近执勤的女警察艾米·斯科特率先赶到现场，她对行凶者大喊“放下刀”，在后者刺向她的瞬间，果断开枪将其击毙。

至于行凶者是否真的基于性别选择袭击目标，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长凯伦·韦伯对此表示：“对我来说，这很明显，对其他警员来说也很明显，这是一个调查方向。”

执勤的女警察艾米·斯科特

面对公众的热烈讨论，当地警方表示，这起案件的调查程序，可能需要耗费数周甚至数月，但他们向公众确认行凶者有精神病史，并排除了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目前仍不清楚为何行凶者要对女性下手，但其父亲安德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的儿子也许是因为“找不到女朋友而生气”，并透露考奇“不善社交”，“对刀具很着迷”。

总之，六条无辜的性命，就这样被他残忍剥夺。其中有正在悉尼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有刚刚购买好婚纱准备结婚的道恩·辛格尔顿，也有刚成为母亲不久，正带着女儿逛街的医生阿什·古德。 

有目击者表示，身负重伤的古德，按压着自己孩子的伤口，试图为其止血，并在尚存力量之时，将女儿交给了路人。最终，这个九个月大的女婴保住了性命。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称这起案件“震惊全国”，要求对袭击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并从中吸取“安全教训”。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多地降半旗悼念遇难者，人们自发地前往事发地附近献花悼念。

在这样沉重的氛围中，女性在公共场所的不安全感问题，被再次摆在了明面上。

不安全感

女性在公共空间的不安全感，并非公共场合暴力袭击事件的后遗症，而是早已融入日常生活的议题。

早在2016年，澳大利亚就针对女性安全问题启动过一次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三分之一（30%）的15至19岁澳大利亚年轻女性表示，会在天黑后会避开公共场所，约23%的女性认为，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安全。

如何提高女性在公共空间的安全感，一直是澳大利亚政府十分重视的性别议题。比如，让女性参与到如何改善公共空间的决策，再如日常生活空间的改变，公共厕所的设置、固定墙壁的去除和涂鸦的清理等。

这样的努力，也带来了实际性的反馈。根据咨询公司新世界财富（New World Wealth）发布的年度《全球财富移民审查》，近年来，澳大利亚多次位列全球女性最安全国家的榜首。

的确，很多澳大利亚人都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国家。毕竟，澳大利亚有着严格的枪支和刀具管理办法。每当悉尼商场袭击案这样的暴力事件发生时，人们才意识到，解决性别暴力问题，任重道远。

事实上，性别暴力不光发生在公共空间，还藏匿于外人难以察觉的角落，它们根源于广泛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和文化规范问题。

去年10月，同样在悉尼，21岁的水球教练莉莉·詹姆斯被同校24岁的曲棍球教练保罗·蒂杰森残忍杀害。在事发当晚，两人在学校见面并发生争吵。随后，保罗便尾随莉莉进了体育馆卫生间。当警方在体育馆浴室内发现莉莉时，她已经死亡，头部多处遭受锤击。

据报道，两人此前曾有过短暂的恋爱关系。

有研究指出，澳大利亚主流新闻媒体报道女性遭受暴力时，很少将其放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中讨论。于是，一个起接一起的案件，就被塑造成了孤立事件，或是一种“意外”。

冰山之下的现实是：根据去年澳大利亚统计局提供的最新数据，15岁以上的澳大利亚女性中，有39%遭受过暴力侵害，这一比例与男性相当，但遭受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暴力的比例（27%）和性暴力的比例（22%），要远高于男性。不少组织和学者，都将基于性别的暴力描述成一场“国家危机”。

这样数字，让不少人感到不解：为何在一个不断更新相关法律举措、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国家，此类暴力行径仍然会愈演愈烈？为自己负责

如何解决性别暴力问题，澳大利亚有着明确的规划。

2010年，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了《全国计划——减少对妇女及其子女的暴力》，详细规划了从2010年到2022年间减少家庭和性别暴力的目标和策略，为防范相关暴力问题建立起一个长期的政策框架。

在国家计划之外，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政府也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法规，旨在提供更好的保护措施，加强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应对。

2022年5月，澳大利亚工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成为新任总理。与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相比，工党在性别议题上更加进步。同年10月，澳大利亚政府对全国计划进行了更新，制定了新的10年国家目标，以图结束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不可不说是一种雄心壮志。

只是，无论是哪个党派执政，在性别政策上的差异，已经不再像旧时那么明显，因为新自由主义已逐渐使党派差异变得日益模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开始席卷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强调市场自由化、公共服务私有化，以及减少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直接干预的思潮，无疑也影响到一国对待性别问题的方式。

当时，伴随着霍克政府的上台，澳大利亚性别平等立法也开始从社会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其中，于1984年颁布的《性别歧视法》，可以算是澳大利亚社会自由主义鼎盛时期的成果，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多次试图提高该立法效力的努力都失败了。

当原本倾向于平等的天平，开始向自由倒去，带来的影响是全方面的。

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下，效率优先，这虽然不代表不注重性别平等举措，但在决定优先事项时，对生产力的考量变得日益突出。

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原因之一在于，其对生产力提升和经济增长存在积极影响。目前，这种积极效应，已成为为性别平等政策“融资”的有力工具。

女性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双赢，无疑是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性别的结构性问题，还是没有撼动。女性的确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但在职场中，“玻璃天花板”依然难以打破，挑战依然巨大。

这种决策的背后，是新自由主义政府成功将管理生育率和经济效率的责任，转移到了个人身上。这种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要求个人进行自我管理的做法，也部分解释了为何性别暴力问题依然泛滥，因为它成功将社会问题个人化。

2022年，澳大利亚对于同居伴侣暴力、情感虐待和经济虐待的发生率的统计，女性受伤概率均比男性受伤概率高

具体到女性在公共空间的不安全感，英国学者吉尔·瓦伦丁曾在《女性恐惧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Women's Fear）一文中指出，出于恐惧，女性每天在使用公共空间时，都进行了妥协。为了避免潜在的威胁和不安全，女性常常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为、路线选择和活动时间。

这种主动的“战略选择”，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提高自我安全意识并在公共空间及时规避危险，在很多情况下，被视为女性个人的责任，而非社会应共同承担的责任。

这也是为什么当性侵事件发生时，社会上仍会存在强调女性应该尽量避免独行、甚至要求注意着装“得体”的言论。

北欧悖论与暴力的可见度

如何抗衡这种危险倾向，也许在于政府不应该在性别有关的事项上过于“自由”。

但是问题也在于，即便在更强调政府管理职能的国家，也不意味着可以彻底告别性别暴力问题。

北欧国家，普遍被视为性别平等的模范。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2023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平等指数，冰岛排名世界第一，连续第14年保持榜首地位。芬兰、挪威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名。在瑞典，政府内部和议会中女性代表比例非常高，甚至多次出现过性别平衡的内阁。

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北欧国家一直倾向于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全面的立法措施和广泛的社会支持体系，来推动性别平等。

WEF2023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平等指数

而人们普遍认为，高水平的性别平等，也会带来女性更安全的处境。但北欧国家有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高发率、性别平等的高水平，明显矛盾并存，这种现象被学界称为“北欧悖论”，且未能得到一种共识性的解释。

2014年，欧盟基本权利机构调查显示，尽管北欧国家在性别平等得分最高，但女性终生遭受人身或性暴力侵害的发生率，也是欧盟国家中最高的。其中，丹麦和拉脱维亚排在第一，60%的女性遭受过性别暴力，芬兰排在第二。而劳氏基金会2023年的一份报告也显示，在工作场合，北欧女性遭受暴力和骚扰的比例在全世界最高，其中芬兰（48%）、冰岛（42%）、丹麦（42%）、挪威（42%）和瑞典（37%），远高于全球21%的平均比例。

有学者将其解释为，这种暴力是性别平等运动的反弹，以及随之诞生的其他意想不到的风险，或者，北欧特殊的酒精消费模式，加剧了针对女性的暴力侵害，再或者，推进性别平等的政策，与维持性别权力不平衡的现实之间，存在着脱节。因此有人质疑北欧模式是否失败。

反弹论在学界较为普遍，其认为，对平等的要求，可能会使两性之间的冲突变得明显，并引发更多的摩擦、冲突、日常权力谈判和侵犯行为。

挪威内阁成员中近一半是女性

更进一步，性别等级秩序不受干扰时，可能不“需要”暴力来维持性别特权。当男权的属性变得不那么明显时，就可能采取诉诸暴力侵害女性的行为。一如欧美社会近些年流行的非自愿单身（Incel），认为是女性夺走了他们的交配权力，这带来了普遍的厌女情绪。美国FBI的数据显示，2015—2020年，北美地区至少有50起谋杀案与Incel的煽动有直接联系。

回到北欧，高水平的性别平等，真的意味着更高水平的性别冲突吗？其实未必，更可能的现实是，女性的恐惧和遭遇，得以被看见、被承认。

2021年，一份基于瑞典南部的定量研究表明，北欧悖论反映出一点，瑞典性别暴力侵害的披露程度和可见度，普遍比其他社会高。事实上，由于各国法律、文化规范等不同，暴力犯罪的界定、可讨论、被承认的程度，也各有不同。

无论如何，总得有一个开始，即便在某些情况下，步子没法迈得很大，但行动仍然具有意义，诉诸公众的讨论仍然具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