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巾帼榜样积极创新、勇毅前行，成就涵盖航天事业、教育医疗、竞技赛场、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巾帼贡献。近年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皆面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巾帼奋斗者”先进事迹，树立典型。

典范女性是时代的书写人，典范的树立、扬帜与重构皆受到时代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女性典范源深流长，“列女”“才媛”“闺秀”“巾帼”“女杰”等称谓的变迁折射出标准的流变。自刘向《列女传》显扬女子理想人格以来，中国古代女性典范以儒家德才教化为要旨，又随时风改易而丰茂脉络，流播域外。梳理中国古代女性典范的建立与流布历程，可助益新时代妇女文化建设，谱写巾帼风采新篇章。

“列女”“才媛”与典范建立

先秦典籍已有女性行止的记载，中国古代女性按一定标准编类成传发挥典范作用，见于绵延近两千年的《列女传》编撰传统。西汉刘向首度专为女性立传，此《列女传》之肇端。该书所传女性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类，前六类皆是对妇女美德懿行的正面书写，标准较为开阔。至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列女传》步入正史，后史多循之，意在提供妇德妇行典范。

历代女性典范标准有因有革。《列女传》以揄扬妇德、教化世人为基本宗旨，但历代取舍的品性侧重与广度不一，整体呈妇德窄化趋向。相较《后汉书·列女传》中女性典范的多元呈现，明清所修史传中妇德的单一化体现了“列女”传统的委顿。明人所修《元史·列女传》中，烈女与孝妇占大半篇幅，殉烈被推崇。配合国家旌表制度，《明史·列女传》入传女性主体基本是儒家道德轨范中的“贞节烈女”。清人章学诚认为，后世史家以“节烈”释“列女”流于狭隘，误解了刘向本意，女性若在盛德、史才、文学等领域有所擅长，皆应具入传资质。

一方面是元明以来正史中“列女”内涵的窄化，另一方面则是明清才女文化的兴起。文人女性观呈现丰富面向。晚明吴江叶绍袁在《午梦堂集》序中视“德、才、色”为女性的“三不朽”，相较于班昭《女诫》对妇女“四德”的道德化训喻，为中国传统女性典范注入新力。才女书写亦焕发多元色彩。晚明才媛沈宜修以隽永笔触描绘女性才学情致，写女儿叶小鸾“潇洒多致，高情旷达”，写表妹张倩倩“亭亭若海棠初绽，濯濯如杨柳乍丝”，相较《列女传》中的妇德典范，此类才情女性兼具闺房之秀与林下之风。

明清才女的群体性繁荣推高了女性典范中的才情维度。明以前，历朝皆有以才情著称的女性，宋代李清照更是文才冠绝，但直至明中后期，才女方得群体性涌现。以江南为例，才女群体性特征体现为一门风雅的家族赓和与各地林立的女性吟社。文学家族以女性联吟著称者，有吴江叶氏、京江鲍氏、阳湖张氏等，文学吟社则以西泠蕉园诗社、吴中清溪吟社为胜。诸多闺秀拜名士为师，袁枚的随园女弟子、陈文述的碧城仙馆女弟子皆诗名远播。部分女性在自述中亦不避“好名”之议，江阴陈蕴莲坦然言赋诗可“存吾之志，而留吾情性于天壤间”。明清时期才女文化繁盛地的方志对女性才情亦有记录与赏识，足见才女文化的影响力。

社会转型与典范嬗变

中国古代女性典范发展历程中，德性与文才为重要评价尺度。晚清时期，因政治失序、文化转型，传统女性典范基盘遭遇冲击乃至颠覆。柳亚子言“所谓‘列女’‘节女’之篇，皆奄奄无生气”，梁启超批判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树立新女性典范成为晚清的时代诉求。外国女杰固然是重要取法对象，但自本国女性典范中涤旧生新，乃时人省思重点。抉发、新诠、重构中，中国古代女性典范于晚清时代裂变之际出现嬗变，侠义与经世成为时人标举的评价维度。

侠义女性的家国情怀与英雄气概因契合晚清士人救国图存之情志而大受表彰。“巾帼”从来系家国，女外交家冯嫽、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女侠红线、女将梁红玉、女将秦良玉等古代勇武侠义女性，在晚清国家疲弱之际，相较才媛更受时人青睐。忠烈女性的道德象征意义扩张于家国危亡之时，明末清初义烈女性也为晚清文士发掘并叙写。

晚清士人还注重推举擅长经世实学的女性。晚清执守古学的大儒俞樾，在强调列女传统的同时，开始重视经世之才。“畴人传补葛王沈，再补文通爱女来”，是俞樾为长于算学的才女江憙《西楼遗稿》所题，他将江憙置于擅算学的女性谱系中加以褒扬，“葛王沈”分别为葛宜、王贞仪、沈绮，这三位清代女性皆得列入诸可宝《畴人传三编》，声名播于后世。

古代女性典范传统在晚清并未断裂，才媛中的代表人物，如左芬、谢道韫之于文学，卫铄、吴彩鸾之于书法，为晚清时人称道。晚清亦有文士倡导从中国列女传统汲取资源，融旧道德入新文明，期许传统儒家教化下的女性典范内质能够融入世纪之交的新兴女学内蕴。

女性典范于近代过渡期呈现复杂面貌，晚清时人对女性典范内质的重塑，已映照出风云变幻时局中高呼女子平权、蛾眉独立的秋瑾、徐自华、吕碧城等女性英杰的濯濯风采。

典范传播与文化互鉴

中国古代女性典范在汉文化圈流播甚广，首先是以“妇德”为旨要的列女典范伴随儒学在东亚各国传播而影响显明。

日本江户时代才女梁川红兰汉诗《客中述怀》有“知道愧非王霸妻”“鹿车后约分明在”之语。王霸妻、鲍宣妻皆载于《后汉书·列女传》，前者助夫守志，行止高洁，后者与夫共挽鹿车，安贫乐道。红兰嫁与江户诗人梁川星岩，相与吟咏，红兰诗中又曾引汉代贤夫妇梁鸿、孟光典故，可见中国列女贤妇典范在日本的流布。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推行儒家伦理纲常，《列女传》教化作用升腾。日本文士曾仿刘向《列女传》编撰女训书籍，如安弘忠的《本朝列女传》，记载贞静女子行迹。

中国古代列女典范在崇儒的朝鲜王朝更得广泛传播，女训书籍多受中国列女传统的影响。如朝鲜世宗年间问世的偰循《三纲行实图》所录三十五位烈女中，二十九位为中国先秦至明代的典范女性。朝鲜王朝通过旌表贞烈妇女，加固儒家忠孝思想。受儒家女教濡染，朝鲜时代女诗人不乏阐扬妇德闺范的诗作。

儒家思想流播越南，古代越南汉文小说中多见节妇烈妇形象。黄道成的《大南行义列女传》，明显受到中国《列女传》传统的影响，所收十二位女性多为朝廷旌奖的节妇烈妇。

中国才女典范在东亚汉文化圈的影响同样显著。日本近世女汉诗人江马细香拜赖山阳为师，细香《奉挽山阳先生》诗中有“痴才弟子非金逸，授业先生是小仓”之语。金逸为袁枚女弟子，著有《瘦吟楼诗稿》，袁枚赏爱其才，引为知己。细香诗中“金逸”“小仓”之典，显示了随园女弟子风雅问学形象的影响。

中国古代才女之名也远播至朝鲜王朝。朝鲜时代学者徐居正在《东人诗话》中盛赞蔡琰、班婕妤、薛涛辞藻工丽。朝鲜文学家族女性洪原周《次联句韵》“花落疑飘雪，絮飞胜散盐”，便用南朝谢道韫咏絮之典。朝鲜时代女诗人亦因其汉诗成就反向传名于中国，步入中国文人的女性诗学论说行列，如许兰雪轩曾与晚明清初才女徐媛、陆卿子、商景兰并提。中国文士对朝鲜女诗人作品的关注与揄扬又影响了朝鲜时代文士的女性创作观，激励了女性诗文集的纂辑刊行，中朝才女文化互动且互鉴。

综上，中国古代女性典范标准环绕“德”“才”机轴，承传嬗变，流播邻国，在世界范围不乏影响。传统女性典范晚清以来几经改写重构，革旧启新并行，数千载传统的影响不容忽视，近现代诸多杰出女性身上，犹可见传统学养的无声滋育。立足成长空间开阔、典范标准多元并举的新时代，回溯、总结、省思中国古代女性典范形成、嬗变与传播之旅，抉发传统文化的内部力量，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为新时代女性成长提供丰厚借鉴。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家学传承视域下明清江苏文学女性研究”（21ZWC003）阶段性成果】

原标题：《女性精选 | 中国古代女性典范的建立、嬗变与传播》